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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工地上最后的老人在“清退令”前藏起年龄

贝博体育app苹果手机下载:建筑工地上最后的老人在“清退令”前藏起年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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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河南老家,适龄的男性比女性多,一个女孩可以跟十几个男孩相亲,男孩没房没车,几乎没办法结婚。父亲给儿子买房,是风俗,是传统,也是规矩。城里新开的楼盘都是一百多平,两个儿子都背上近40多万的房贷,每攒够几千块钱,他就转给儿子们。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赚的钱,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业,他自嘲,自己是劳动力,也是购买力,水不过是从一条河流到了另一条河。

  两袋染发膏,15块;工具不用花钱,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,一个塑料盒,一支用过的旧牙刷。

  染的时候,两袋染发膏各挤出来一点儿,盛在塑料盒子里,用牙刷的尾部搅匀了,再用刷头蘸上,仔细地刷到头发上。说明书上写,高温有利于上色,那就找一个塑料袋,套在头上。等待的空隙,他会帮老伴染,也套上塑料袋,两人对视,像两个太空人。半小时后,摘掉塑料袋,他们“返老还童”了。

  大概是从50岁开始,王兴华发觉自己的头发一点一点地白了,也少了,有一天他看镜子里,发际线悄悄移到了头顶,人似乎在短短几个月里苍老,出去找活儿,别人的称呼从“大哥”变成了“大爷”,又变成“老师傅”:老师傅,多大岁数了?这活儿还能干吗?

  之后,王兴华就知道了要染发。下雨天,找不到活儿的日子,他是去村口的理发店,连染带剪,35块钱。一个月去两次理发店,要花70块,太贵,不是办法。住在北京顺义高丽营镇下边的村子里,他每个月的房租才500块,他想着,自己给自己染,就能省下一笔钱。

  王兴华还发现,人老了,体重也下降得快。他身高167厘米,四五年前还有120、130斤,这两年只剩下110斤。他更喜欢稍微冷一些的天气,可以多穿几件衣服,鼓鼓囊囊的,能显得强壮——强壮就是年轻。

  每天凌晨四点半,王兴华住的村子就热闹起来,村口的劳务市场会聚集起上千人,嘈杂的声音直到上午十点都难以散去——都是和他一样,找活儿的人。劳务市场没有名字,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,是非官方、约定俗成的,它们就藏在顺义的各个村子里,除了高丽营,还有南边的“河南村”,西边的“山西村”,东马各庄、西马各庄、马坡。

  ▲ 清晨的劳务市场,大量的工人站在道路的两边等待,不时有车辆驶进,然后满载工人驶出。图 / 徐晴摄

  但每个市场承担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。住在东马各庄的工人,基本都是45岁以下,他们最后会流向工厂的流水线岁左右的建筑工人是多数,一眼看过去,他们模样相似:皮肤黝黑,戴黄色安全帽,挎军绿色的包,锤子、铲子、尺子露出一角,等伸出手来,干而瘦,像骨头上包了一层蜡纸。这些老年建筑工人,是劳务市场里更低廉的存在,招工中介、工长、包工头和小老板们会环视一圈,将高的、壮的、看起来更年轻的人带走。

  站在这一群老人里,王兴华更有竞争力。看起来年轻,是他生活的本钱,尽管他已经60岁,但还可以拍着胸脯跟人打包票,身体好着呢,没毛病。年轻就像他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里刻意露出一角的铲子,是专业的象征,是一种需要被明确展示出来的可售商品。

  ▲ 一位老龄建筑工人提着“chanel”包,里面装着锤子等工具。图 / 徐晴摄

  一个月前,上海、天津、广东深圳、江苏泰州、江西南昌、湖北荆州等多地发文,对建筑企业招录和使用超龄农民工做出管理和限制。“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”引发社会讨论。比如上海,明确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业。

  实际上,根据《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,全国农民工总数是2.85亿左右,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6.4%。这意味着,每4个农民工里,就有1个超过了50岁。近3亿农民工中,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有5437万人。多位建筑行业从业者告诉每日人物,年轻人不愿意干,这一行的主力,恰恰都是50-60岁的人。

  “清退令”一旦实施,将会影响和改变许多人的生活。这也意味着,60岁的王兴华,或许会是这个行业里最后的老人。

  “清退令”什么时候显露影响,王兴华已经记不清。他只记得,去年,是他最后一次在北京的大型工地上干活,当时他住在工地的宿舍里,参与高层住宅的施工,已经干了大半个月,有一天,工长突然通知大家,明天要带身份证来,超过60岁的,就不要来了。他离开那里,从此成为一名零工。

  也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63岁的建筑工宋晓东发现,他在的工地装上了智能门禁系统,实名制考勤,能人脸识别,也能记录工地上的人员信息,包括工种、班次、时间,那些跟工地签了合同的正规工人,都可以刷身份证或刷脸进入。

  正规工人,不包括像宋晓东这样60岁以上的,他遭到了智能系统的拦截。他也曾经“蹭”过其他人的身份信息,等别人刷了脸,紧跟在后头,“像做贼一样”溜进去,但今年,这个方法不起作用了。工长说,总有人来抽查,随便选几个人去门禁系统刷脸,有人刷不过,要重罚建筑公司。

  今年3月,也是刚满60岁的湖北籍建筑工人彭勇为,被熟悉的包工头拒绝了——工地不要60岁以上的人。去年,他还跟随着这位包工头穿梭在云南大凉山一带,为高速公路扎钢筋,对方夸他不惹事,埋头干活,性价比高。他想再争取下这份工作,对方勉为其难地告诉他,可以来,但不能签合同,也没有保险,工资打到他家人的银行卡里——对方必须是60岁以下。

  冯程来自河北邯郸,考过助理安全工程师的证书,以前在工地上主管安全。过去的工作轻松,在建筑工地走几圈,很多潜在的隐患就能发现。但一过60岁,他就像食物过了保质期,工地不要了,连证书也不再被承认,自动失效。他第一天去高丽营劳务市场找工作时,中介挑走了比他更年轻的,留下了他。他心里不平,“其他工作退休之后还可以返聘,我们建筑工人,到这个年龄了,咔地就刹车了”。

  王兴华是老花眼,需要戴眼镜,每次去找活儿,都会被中介打量一番,他要一次次许诺,你的活儿我能胜任,胜任不了,一分钱不要。但实际状况是,过了60岁,他的胆子越来越小,高处不敢去了,连二层、三层的架子都不再敢爬。他试过在外面做小工,给东北来的瓦匠师傅供砖,师傅年轻,干活儿利索,砖根本供不上,气得嗷嗷叫,直骂他。宋晓东的眼神也不太好了,砌墙时,已经看不清那根校正水平和垂直的细小线坠,砌着砌着,墙歪了,老板也是要来骂人的。

  宋晓东说,人老了怕热。10年前,北京37度的高温不算什么,现在天一热,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,容量两升的保温杯得随身带着,水里加一点点盐,干起活儿来出汗严重,得及时补水。

  年轻时在建筑工地流下的汗水,带来了钱,也带来了一身伤病。胃病、腰间盘突出、高血压、失眠,像白发一样,紧跟着步入老年的他们。因为吃饭常年不规律,王兴华的胃有些毛病,以前一顿能吞半斤米饭,现在只能吃吃面条,喝点面糊。他床头柜的抽屉里塞满了药,一大半是降压的,剩下是催眠的。

  人上了年纪,睡眠质量也直线下降。觉少了,打呼噜,但晚上休息不好,第二天干不动活儿。在出租屋里,王兴华和老伴把床一分为二,睡觉时头对着脚,睡出一张太极图,防止相互影响。

  力气就在衰老、伤病中一点点流失了。王兴华曾经是架子工,敢登高,力气大,6米长的实心架子,一根一百多斤,他能扛得动。宋晓东说,就在五六年前,60厘米长、30厘米宽、24厘米高的石砖,一块有六十斤,他可以连续搬一上午不休息,但现在,用力太久,手会不受控制地轻微发抖。

  衰老不会放过任何人。劳务市场里的人,十个人里有八九个跟王兴华、宋晓东一样。他们把衰老、病痛藏在身后,有人问起,就说自己年轻,身体好,什么都能干。

  在劳务市场里,王兴华见过伸手比出2的男人,他招的是抹灰的工人,2是2毫米的意思,这是建筑工地上的施工标准,抹完墙面,干了的时候,把5尺长的尺子放上去,用红外线灯看尺子与墙面的缝隙,最大不能超过2毫米,超过了就没有工钱。在高丽营劳务市场,老年建筑工人们达不到这样的要求,男人开着空车来,又开着空车走了。

  距离高丽营劳务市场3公里的地方,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,装着王兴华和妻子在北京的全部。

  一张床、两个柜子,绿色的被子是从路上捡来的,塑料瓶装的菜籽油是从老家带来的,比在北京买便宜,柜子上几颗皱了皮的苹果,是他们唯一能吃得起的水果。

  生活在北京,省钱是第一要义。村子深处房子的租金比村口的便宜,是个长条形的狭窄空间,厨房和卫生间在两端,人在里面转身都费劲,需要跟另外两家邻居,一个河南工人、一个安徽工人共用。大家错开时间,用三个不同的插座——各做各的饭,各出各的电费。

  在这个熟悉的空间里,王兴华难得地放松下来。他整理了一下房间,也顺带整理了自己的大半生。他是河南人,很年轻的时候结了婚,跟妻子生了两个儿子,抱养了一个女儿。这些年,他进厂打过工,也捡过破烂,干得最长的是建筑工,因为挣得多,50岁之前,还值壮年,一天工资300多元,不休息,一个月能挣1万。

  他对赚钱有强烈的渴求。两个儿子都在城市里买了楼房,小儿子的首付里,有他给的10万,之后两个儿子的房贷一个月近1万,他隔三差五也得帮忙还。

  宋晓东的际遇,和王兴华相似。他已经63岁,也是建筑工人。4月的一天,他像王兴华一样,辗转于好几个劳务市场,还是没有找到活儿。坐在路边的土地上,看着地上的蚂蚁搬家,他回忆起往事。18年前,他45岁,第一年来北京,住在北京西站的地下通道里,袋子垫在身下,一个晚上就这么挺过去了,后来有了点钱,才住进了一间地下室。

  当时,他去六里桥劳务市场找活儿,同样是凌晨4点出去,瓦工、小工,什么活都干,一天干满12个小时。在北京打零工的18年,宋晓东走向衰老,这座城市逐渐壮大。2005年,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还没有建好,他去修过机场跑道,后来南边的亦庄、北边的天通苑,西边的西二旗、东边的通州,大大小小的楼盘一茬茬冒出来,他都参与过。

  他现在的住所,租金已经是北京最便宜的,大约10个平方米,水、电、燃气都算上,600块出头,没有独立的洗手间,出门走100米,才有一个公厕。

  上了年纪,压力越大,赚钱是必要、必须的事。宋晓东也有一个女儿,两个儿子。在河南老家,适龄的男性比女性多,一个女孩可以跟十几个男孩相亲,男孩没房没车,几乎没办法结婚。父亲给儿子买房,是风俗,是传统,也是规矩。城里新开的楼盘都是一百多平,两个儿子都背上近40多万的房贷,每攒够几千块钱,他就转给儿子们。他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赚的钱,又流入了老家的建筑行业,他自嘲,自己是劳动力,也是购买力,水不过是从一条河流到了另一条河。

  北京的劳务市场上,王兴华和宋晓东代表着多数老龄建筑工的样貌。他们大多来自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,家里至少有一个儿子,身上肩负着支持下一代成家立业的重任。因此,他们也会坚持做临时工、日结工。

  每个早晨,招工的人把他们一车拉走,输送到几十公里或上百公里外各个需要的地方,9小时的工作结束后,晚上再一车送回来。交易的规则是,老人们只打零工,干一天的活儿,拿一天的钱;中介管午饭和交通,晚上回来,下车才会结钱。

  日结的好处在于自由。夏天回去收麦子,儿子的孩子出生了,要回老家帮忙带。家族里的婚丧嫁娶,随时有可能把他从北京抽回老家——还有人需要他们。

  最近几年,北京市治理建筑工地,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。工地上有了集装箱一样的免费宿舍,还有夫妻房,有热水、电、厕所,还装了空调,每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,一天工作不会超过8个小时。更重要的是,建筑工人都上了保险,出什么意外,有保险公司兜底。

  但这些变化,不管是王兴华还是宋晓东,还有更多的老年建筑工人们,都无法感受到。在劳务市场,他们只能找些小工地上的零活儿,老板们追求效率,午休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,大家吃饭的速度快,王兴华说:“好像没有感觉,狼吞虎咽地咽下去。”

  在这里,《劳动法》是不存在的,有时候一天干了10小时,老板还不让走。体力跟不上,没人说歇一会儿,喝口水,再催促着赶紧干。也有些老板,表面上说,累了就歇歇,真到那时候,还没歇,赶快、赶快、赶快,已经催促起来。

  失去了合同、保险的庇护,上当和被坑是常有的事。王兴华一一数着:招工时说不用上高,去了要上高;说干9个小时,实际干10个小时;说中午管饭,其实要自己出钱买;说给200块劳务,最后只给了180块。还有一些中介,说是日结,但总要拖上一段时间,或是干脆不给。劳务市场的晚上,隔三差五,总有一辆警车闪着灯停在村口,来处理常见的纠纷。

  有一次,王兴华去一个工地干杂活,干了一会儿,老板说,吊篮上缺一个人,让他也上去,把地面上的建材吊到几十层的楼上。站在吊篮里,他不敢往下看,一整天,战战兢兢地过。最后,他只拿到杂活的工钱,220块。一个同样干杂活的长期工告诉他,自己的日薪是280块,昨天来的那一批老年工人,也因为同工不同酬跟老板吵了起来,今天又换了王兴华这一批新的。

  还有一次,一个河南老乡带王兴华上工,谈好了是挖坑栽树的活儿,他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,到那里一看,是个建筑工地。干了,工钱亏了,不干,几十公里的路,得自己回来。北京那么大,他们不认路,最后,几个老乡咬咬牙,四处找人问,终于坐公交车摸了回来。

  54岁的李树文,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。4月的一个上午,他看着劳务市场里乌泱泱的、仍然没有找到活儿的人,叹了口气。活儿少是有理由的。最近几年,这个市场几乎饱和了,项目少,往年的4月,大工程都下来了,整个公司的人忙得脚不沾地,但今年全是小活儿、零活。小项目是赚不到钱的,想赚一点,得找包工,把最能干的工人聚到一起,连轴转,加班赶工,用最快的速度把项目干完。

  速度决定着李树文能否赚到钱。以瓦工举例,砌一块砖,一毛五,一个35岁的瓦匠,一天能砌6000砖,一天赚900、1000块不是难事。要是换了岁数大的,他指了指市场上的人,“不说到了60岁的,50多岁的,一天顶多砌2000砖,一天300块钱”。年纪大的工人干活慢,自己赚不到钱,也会拖累工程赚不到钱。

  不招老人,另一个原因是,老龄工不符合规定,没法签合同,单独买保险也不好买,价格太高,不划算,干脆不买。前一阵,李树文找了一个六十多岁的临时工搬东西,东西不重,也就二三十斤,但工人踩到一颗石子,人摔倒了,东西也摔坏了,他带人去医院,花了将近2000块医药费。

  老龄工要求日结工资,也给了他很大压力,工程款有回款周期,每个月只发80%的工资,留下20%周转是经常的事。“怎么能做到每天都按时发呢?”

  最近几年,建筑行业里流行用“突击队”,工人不愿一年或是半年才结一次工资,风险太大,也不愿意让包工头赚差价,就自己结成队伍,干短期、劳动强度大,但日薪更高的活儿,不签劳动合同,工钱日结。

  建筑工地面临招工困难的问题,赶工程进度时,也会找“突击队”支援。突击队强度大,都是些更年轻的建筑工人,多是40-50岁,读过高中,习惯使用智能手机,掌握了有门槛的技术,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更强,再不济,还能去开滴滴和送外卖,有退路,而老年的建筑工人,很难加入这样的队伍。

  李树文最终得出结论,人过了60岁,就该退休,回家,帮儿子照顾孩子。这个结论在劳务市场里引发了一场小型争吵,旁边的一位工人质问他,回家,你给退休金?李树文回答:你有地。工人生气了,伸出手指着他:三分地,吃去吧!

 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出身农村,一直做农业相关研究,他的许多亲戚、同学是外出打工的农民。在他看来,中国有3.75亿流动人口,其中5000余万是建筑工人,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群体的养老问题,直接清退,会产生大规模的、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  按照规定,一位60周岁、没有交过保险金的农民工,如果一次性补缴15年的费用4.5万元,可以每月领取438.74元养老金。这笔钱,对离开城市的建筑工人们而言,很难有什么效用。万广华觉得,最好的办法,是让他们进入当地城市的社会保障系统,逐渐市民化,同时针对40岁以上的人提前进行技能培训,有一技之长,才能保证日后的生存。

  最典型的例子是,王兴华一抽屉的处方药,跟菜籽油一样,也是从老家带来的。他的医保只能在老家使用,在北京买药,太贵。他最终想了一个办法,每年冬天回河南老家,三天两头往医院跑,开药。在老家不用干重活,开回来的药也不吃,他把药攒起来,攒够了,再带到北京。

  凌晨4点起床,出门找活,站上一个多小时,找到活,再坐两个小时车去工地。坐车不好受,空间狭窄,坐20分钟,腿就麻了。你的腿碰了我的,我的胳膊碰了你的,工人之间总是吵闹不休。

  早上8点,进了工地,外套往旁边一扔,开始砸墙、扛土、搬砖、递灰,一口气干到中午12点。吃饭半小时,胃还没开始消化,下午的活儿又来了。

  到傍晚6点,这一天还没结束,还要再坐两个小时车回家。他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,一直在高速运动,一般人受不了,都是咬着牙坚持。”

  在北京这么多年,王兴华只去过一次长城,一次。长城是跟妻子一起去的,两个人提前问好路线,坐上去八达岭的公交车,他穿着一身捡来的、洗干净的校服,在长城上照了一张照片,后来成了他的微信头像,回来后,昵称也改成“长城”。是他和一个远房侄子一起去的,路途太远,他不知道怎么走,也不清楚升旗是几点,坐错了地铁,耽误了时间,没赶上,到现在还是觉得可惜。

  翻开他的手机相册,里面所有的照片,都是老家的全家福,没有一张是在北京拍下的。他说,也拍过,后来都删了,他觉得北京没什么可值得纪念的,这里没有生活,只有生存。

  他也时常觉得没有尊严。上个月,他去顺义的一个别墅区打零工,一进去,三层的小楼,一亩地的庭院,让他忍不住惊呼。要知道,在老家,每个人只有三分地,200.1平方米。那天,他跟几个工人一起修整院子、清土、搬花、栽树,他也知道了,一株植物的价格,可以赶得上他一年的工钱。

  但这样的别墅区,是没有公厕的,别墅的主人也不让工人们使用自家的卫生间,大家想上厕所,只能偷偷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。像王兴华一样的男工还好说,有一位女工,憋了足足一天。

  在这座城市,生活里总有一些突发的变故让他担忧。几天前,房东说以后用水要单独付钱,一吨一块,每个月的支出直接多出来几十块,他想着,再这么下去,早晚有一天,这个房子也住不起了。半夜睡不着,他也会想,新冠肺炎又来了,劳务市场每天聚集那么多人,会不会哪天也被取缔了?那时他再去哪里找活儿?

  在北京越久,他对这座城市就越发恐惧,恐惧上当受骗,恐惧明天赚不到钱,恐惧自己的衰老,也恐惧城市的庞大和一如既往的陌生。他有过很多次被查身份证的经历,对他而言,身份证是极其重要的东西,只有这张小小的卡片,能够证明他是谁。他用一块红布把身份证包起来,再用一根皮筋捆上三层,放在马甲靠近心脏位置的兜里。

  我们在高丽营村同他告别时,他郑重地拿出了身份证,像是证明,也代表一种信任。一层层拆开后,他指着上面的字说:“你看,我是1962年生人,今年60岁整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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